本次试点建设将发挥企业自身积极性,有多名小米河南员工收到一条来自小米部门主管的工作通知

4月3日,雷军头条号下的几条留言引发关注。
有人在小米董事长雷军的头条号下留言称“放弃自己的员工,就地解散河南团队,怎么想的?”,“昨天还在为你的事业奋斗的兄弟姐妹们,今天领到的就是一纸辞退书,考虑过这么多人的感受么?”
随后有消息报道称,小米于3月30日解散了位于河南的一支营销团队,该团队40多名员工中,大约80%的员工遭到辞退,其中包括部分刚刚递交转正申请的员工。
不过,小米在给《证券日报》记者的回复中表示,是有部分员工未达到转正的要求,但并没有报道中说的80%。据小米方面统计,此次总共有46人参与考核,通过考核的人数为23人,没有通过考核的人数也为23人。
河南营销团队23名员工被辞
据报道,2018年3月29号晚上5点多,有多名小米河南员工收到一条来自小米部门主管的工作通知,要求他们于3月30日赶到郑州办事处开会,会议主题是“月度会议和人才盘点”。30号赶到郑州后,他们被分别叫进办公室,签署了一份“离职协议”,协议给他们每个人提出了赔偿金额。
“我们29号晚上收到通知开会,30号上午去开会就被辞退了,中间没有任何消息。”一名被辞退员工告诉《证券日报》记者。
据多名被辞员工向媒体介绍,他们于2017年10月前后,与小米签订了三年的劳动合约,双方的合约将会终止于2020年。但2018年3月30号,这40余名员工中的30多位,突然就接到了小米的辞退信。根据一名被辞员工的说法,剩下的十几名员工,将放在第二批次被辞退,目前辞退消息还未到。
对此,小米方面向《证券日报》记者回复称,这是很正常的工作梳理流程。“我们去年对河南市场进行深耕,所以在河南划分了网格主管来进行正常的经营作业,而且经过我们考核部分员工通过了试用期转正了,他们给我们河南团队注入了新鲜血液,我们十分欢迎他们加入小米这个大家庭。但是很遗憾也有部分不符合我们要求的员工,未达到转正的要求,我们感谢他们的付出并给出了补偿。”
此外,小米方面还强调,经过核实得知,此次总共有46人参与考核,通过考核的人数为23人,没有通过考核的人数也为23人,并没有报道中说的80%。
小米还否认了河南团队解散,“目前,我们的河南团队不仅没有解散,而且相比去年之前队伍更庞大,我们在河南的市场渗透也比去年之前更深更广。我们始终欢迎有识之士加入小米,目前小米的业务拓展十分迅速,我们还需要大量优秀的人才。”小米在给《证券日报》记者的回复中称。
大会战时大量招人开店
尽管小米宣称被辞人员系考核未达到转正要求,但在业内人士看来,小米此番风波缘起,要倒带回2017年7月份开始的“河南大会战”。
去年8月底,雷军到河南各地走访,引发了颇多关注。
雷军此次走访,还宣布了小米已经开启了河南大会战。雷军此前表示,小米要做的是新零售,因为电商只占商品零售总额的10%,到今天为止90%的人买东西还是在线下买。
有分析指出,小米提出的新零售模式,从根本上采用了OPPO、vivo的线下体系,和OV类似,现阶段小米线下体系的建设分为五个层级,分别是小米之家旗舰店、小米之家、小米之家专卖店、县级授权店和小米小店。其中小米之家旗舰店已经在深圳万象城开始试营业,小米之家专卖店是以共建联营的形式由小米来输出管理,县级授权店是合作伙伴建设运营小米之家的形式,小米小店则是用共享经济的模式让米粉和用户加入其中,用于覆盖县乡市场以实现产品和口碑传播。
在小米的规划中,每一个县都会设立小米之家,而在每一个乡镇将开设小米小店。目前以河南为试点,划分为150个网格,每一个乡镇都要开设小米小店。
2017年9月份,小米在河南成立了一个线下代理团队,试图通过网格化管理销售经营。被辞员工称,小米分三批招募了40多名员工,招聘活动一直持续到10月底结束。“当初是河南大会战,所有人听到消息都争相加入了小米团队,半年转正期,结果转正前就被辞掉了。”
“由于大会战当时大量招人开店,我听到的情况是现在网格主管这一层级有裁员,我们是市区一级,没受影响,他们是面向县乡客户。”有小米在河南地区的核心客户告诉《证券日报》记者。
线下渠道是场硬仗
第一手机界研究院院长孙燕飚在与《证券日报》记者交流时认为,这是小米线下渠道改革在经过半年实践后,觉得层级设置不太合理,需要调整优化。“毕竟小米做线下渠道,很多事情都要改革,还要尝试创新。作为试点,所有事情都是从河南先开始。”
据了解,河南的小米小店现在已经达到了1万多家。
“小米在河南快速布局线下渠道的时候设立了网格主管、城市经理的服务体系,但布局结束后,目前看,从网格主管到城市经理再往上面的信息反馈有效性变差了。为了信息反馈得及时,客户服务的提升,就将整个体系清减了,变得更加有效率。实际上就是将网格主管这个层面取消,现在就用城市经理这个层面直接服务客户。”有知情人士告诉《证券日报》记者。
如果最终小米河南地区全部取消网格主管,说明现实情况与当初设想有差距。
线下市场对从线上转线下的小米来说是场硬仗,新零售更是助力其IPO的时髦概念,可以说,这是一场小米只能胜不能败的硬仗。对于其竞争对手OPPO和vivo铁板一块的线下渠道,目前还没有看到小米能撬动的迹象。
有分析指出,目前看来,无论是出货量主要是低端红米手机的手机产品线还是小米生态链中的其它产品,单台利润都不足够支撑起线下渠道的巨大投入,因此小米的新零售,缺少了最根本的高利润的硬件产品来支撑,由此看来,小米的新零售还有一段路要走。

贸易逆差一直是美国的“心头之痛”,美中贸易逆差更是美国多次挥舞贸易保护主义“大棒”的重要原因。已经被算了几轮的中美贸易账中,还有哪些不能忽略的事实?这本看似不平衡的贸易账是否真的不公平?它折射出中美两国产业发展的路径,也是两国未来发展与合作的重要参考。
数字账 “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导致逆差统计“虚高”
在贸易不平衡争端中,被反复提及的中美之间千亿美元量级的逆差因其巨大的体量,以及不同的计算结果,被蒙上一层神秘的面纱——
据美方统计,2017年,美中贸易逆差的总额为3752亿美元,占中美货物贸易总量的47%;
而据中国海关总署统计,这一数字为2758亿美元;
美中贸易逆差到底有多大?为何同一个数据出现不同版本?
耶鲁大学高级研究员史蒂芬·罗奇说,中美经贸不平衡很大程度上同供应链扭曲有关。据经合组织和世界贸易组织的贸易增值计算方法,美国对中国贸易逆差规模至少要减少三分之一。
在全球价值链时代,某一产品的生产过程在不同的国家或地区进行,传统的算法将全部顺差都统计在终端产品出口国头上,无法客观反映贸易失衡与价值分配。而增值算法,则能真正显示出一国在价值链中的获利情况。
以苹果手机为例,按照2009年数字计算,一部在中国组装制造的苹果手机批发价为178.96美元,其中仅有6.5美元的价值是在中国产生的,其余都由美国设计商和韩国、日本等零部件供应商获得。
也就是说,美国的贸易赤字可以分解为美国对日本和韩国等国的贸易赤字,如果将这部分剔除,当年美国对中国在苹果手机上的贸易赤字就从19亿美元减少到7300万美元。
长期以来,处于全球价值链上的低端位置,让中国这个“世界工厂”尽管实际获利有限,但账面数字却大大增加。据中方统计,2017年,中国货物贸易顺差的61%来自加工贸易。中国科学院的报告则显示,以增加值口径统计的中美贸易顺差,比以总值口径统计的中美贸易顺差降低44.4%。
贸易逆差的数字还掩盖了中美两国企业在对方国家子公司的销售差额。“贸易不是单纯的进口和出口,还要考虑跨国公司在当地的销售情况。”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研究员张茉楠说。
以汽车和手机为例,目前,美国通用汽车在华销售量高于其本土市场销售量,而中国目前使用的苹果手机是美国的两倍以上,这些都未能在美中贸易逆差统计中得以正确体现。
据中国海关统计,外资企业进出口活动产生的中美贸易顺差占中美总贸易顺差的59%,由内资企业进出口活动产生的中美贸易顺差只占中美总贸易顺差的41%。
德意志银行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总销售差额比贸易差额更能全面体现两国经济关系。总销售差额既包括双方进出口贸易差额,也包括双方通过外商投资或设立子公司在目的地国家直接生产和销售的销售额。
张茉楠表示,如果扣除跨国公司关联交易,美国贸易逆差将下降2/3,对华逆差下降30%;扣除在华外资企业出口的因素,美国对华逆差将减少73%。
贸易逆差的统计中,美国统计的口径也存在问题。专家指出,美国笼统地将香港转口贸易部分计入中国,但实际上这里面还有其他经济体的贸易转口。而且美国对出口金额按离岸价格计算,进口金额按到岸价格计算,从而将装卸、运输和保险等费用的双倍数额计入美中贸易逆差,这些都是导致贸易逆差数字“虚高”的原因。
中美“数字之差”还掩盖了服务贸易领域美国对华顺差迅速膨胀的现实。美国政府引用的贸易数据只包括货物贸易,并没有反映服务贸易,而中国正是美国服务贸易最大的顺差国。
商务部数据显示,过去十年间,美国服务业对华出口增长了5倍,2016年美国对华服务贸易顺差达557亿美元,约为2006年的40倍。
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王受文说,一个国家要买,另外一个国家要卖,所以出现顺差逆差,不是政府所能定的,而是由两个国家经济结构、产业竞争力等来决定。
“美国贸易逆差的统计数据明显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授屠新泉说,一国与一些国家是贸易逆差,与另外一些国家是贸易顺差,这是合乎逻辑的,总体贸易平衡才最重要。
利益账 贸易“不平衡”不等于贸易“不公平”
美国经常挂在嘴边的“在贸易等方面受到不公平待遇”,常常成为其发起贸易保护主义措施的借口和工具之一。
然而,贸易不平衡并不等于贸易不公平。 和中国做生意,美国真的吃亏了吗?
贸易顺差反映在中国,但利益顺差在美国。凭借处于全球价值链的高端地位,美国成为最大获益者。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出口主导产业的中国,是美国维持较低通胀率、降低生产成本和促进产业转型升级的“加工工厂”。
业内人士指出,中美贸易顺差确实存在且数额较大,但不代表中国单方面在中美双边贸易中获取巨大利益。大型跨国企业是主要获利群体,其中不乏美资在华企业。
美国加州大学的三位学者曾于2007年发表过一篇论文,探讨谁在全球创新系统中攫取了价值。文章以2005年生产的第三代30GBiPod为例,该产品零售价299美元,产品出厂成本为144.4美元。
零售价与成本价之间相差约155美元,这其中,80美元则作为苹果公司利润。中国负责iPod的组装,从中获得的价值仅有0.11美元。
从附加值看,中国获利最低;从利润看,跨国公司美国获利最大。
一方面,中国市场对美国企业敞开大门,美国品牌的汽车、手机、电脑等产品在中国随处可见,另一方面,中国企业对美投资却频频受阻。这样的不对等开放,是导致贸易失衡的重要原因。
中美的双边贸易和双向投资确实为美国经济发展作出了不可忽视的贡献。商务部数据显示,2015年美中双边贸易和双向投资为美国创造了约260万个就业岗位,为美经济增长贡献了2160亿美元,相当于美国内生产总值的1.2%。随着中国民众购买力提升,预计到2026年,美对华货物和服务出口将增至3690亿美元,到2050年将增至5200亿美元。
在这一过程中,最大的受益者,无疑是美国人民。牛津经济研究院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中国商品出口到美国,使美国物价水平降低了1至1.5个百分点。中美贸易可帮助年平均收入为5.65万美元的典型美国家庭一年节省850美元以上。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宏观研究部主任贾晋京指出,通过加征关税来试图削减贸易逆差,相当于美国贸易“生病”,却让中国“吃药”。
“美国政府应正视产生贸易赤字的国内深层次结构性原因,而不能简单归咎于经济全球化和主要贸易伙伴。靠‘牙齿’并不能解决结构性问题,反而可能会把自己咬伤。”他说。
新启示 贸易战背后是经济发展“赛道”的布局
认为自己受到了“不公平”待遇,就单方面发起制裁,美国单边保护主义行径受到了来自国内外各界的反对和指责。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高峰曾指出,美国对中国产品征税,这是公然违反世贸组织规则,把多边贸易体制完全抛在脑后,是对多边规则的蔑视和践踏。
WTO前总干事拉米认为,看待贸易,认为出口是好事,进口是坏事的想法是自私的,也与贸易的本质相矛盾。
在新一轮国际贸易规则重构的过程中,不合时宜的规则要变,但开放包容、合作共赢、平衡发展的理念不应改变;坚持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发挥维护多边贸易体制的作用不应改变。
业内人士指出,降低中美贸易顺差需要两国进一步从对外开放着手,开放和鼓励服务贸易,放开美对华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限制,完善贸易自由化机制和市场竞争机制。
中美贸易不平衡的背后是两国经济结构差异和制造格局的博弈。
曾经位于产业链中低端,充当“世界工厂”的中国,如今也在向制造强国蓄力迸发。以轨道交通、电子信息等为代表的先进制造正在走向全球前列。《中国制造2025》的产业布局和制造规划擘画出迈向制造强国的路线图,更是给包括美国在内的诸多国家带来压力。
“今天的‘设限’,是一场关于明天发展潜力的博弈。”帕勒咨询公司资深董事罗清启说,无论是美国国内减税、让制造业回流还是对中国信息技术产业提高进口关税,在知识产权和技术转让方面发难设限,都反映出美国的隐忧。
“这是一场关于‘赛道’的布局。”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院长卢山说,此轮贸易不平衡冲突,也让我们更加清楚地认识到一些领域的差距,并坚定提早技术积累和产业布局的决心。
应对贸易战,最好的办法是练好内功。
正如中方一直强调的,中国对外开放市场的决心和信心没有改变,而且更加坚定,不会因为外部的压力而改变自身的“航向”。
开放与合作,也是新时代下,中美两国开启经贸新模式共同努力的方向。

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是大城市普遍面临的环境风险问题。北京市在确保回收工作环保、安全的前提下,率先探索废弃电器电子产品新型回收利用体系建设试点工作,日前公布了第一批开展试点的13家企业。
北京市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介绍,第一批开展试点的13家企业选取的是其中工作基础较好,在本领域具有一定代表性且积极参与北京市试点工作的单位。开展试点的目的之一也是为了提高民众对于正规渠道回收的知晓和参与程度。
据介绍,政府在试点建设期间的不同阶段,会通过多种方式对回收试点进行宣传推广,引导民众积极参与,同时也将加强对试点企业在废弃电器电子产品的收集、运输、暂存、处理处置等过程合规性的监管力度,确保回收的电子废弃物通过正规的途径得到处置。
企业在试点建设过程中,通过走进社区、销售和服务网点,线上app等多种途径对回收模式进行宣传,增加公众的知晓度,同时确保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在回收全过程的信息安全、环境安全,增加公众的信任度。
本次试点建设将发挥企业自身积极性,鼓励企业探索建设市场化的运作模式。政府在回收试点中的政策支持主要以引导、宣传以及部分少量资金支持为主,通过创新回收环节激励机制,发挥各类主体履行资源环境责任的积极性,形成可持续市场化模式,主要包括建立产业联盟、鼓励制定标准、宣传示范推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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